<li id="kmkkm"></li>
<bdo id="kmkkm"></bdo>
<noscript id="kmkkm"></noscript>
<table id="kmkkm"><noscript id="kmkkm"></noscript></table> <noscript id="kmkkm"><noscript id="kmkkm"></noscript></noscript>

 首頁 >> 讀刊·中國學派
中國經濟增長的狀態躍遷(1979—2020) ——基于復雜系統視角的研究
2022年06月08日 17: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作者:方毅 孟佶賢 張屹山 字號
2022年06月08日 17: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作者:方毅 孟佶賢 張屹山
關鍵詞:經濟增長;李雅普諾夫指數;狀態躍遷;穩態均衡

內容摘要:從整體性和歷史性的視角刻畫宏觀經濟增長過程,有利于從增長路徑、增長階段等方面,撥開短期擾動,更客觀地把握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關鍵詞:經濟增長;李雅普諾夫指數;狀態躍遷;穩態均衡

作者簡介: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從整體性和歷史性的視角刻畫宏觀經濟增長過程,有利于從增長路徑、增長階段等方面,撥開短期擾動,更客觀地把握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從復雜系統視角,將總體經濟增長與地區經濟增長的斂散性相結合,提出一種檢驗經濟增長狀態變化的新方法,采用1979—2020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全國的年度實際經濟增長率數據,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共出現了兩次狀態躍遷;2003年中國經濟開始第二次躍遷,在2006年之后中國經濟一直在新增長路徑上發展,從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正趨向于新增長路徑上的均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  李雅普諾夫指數  狀態躍遷  穩態均衡

  作者方毅,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長春130012);孟佶賢,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北京100083);張屹山,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長春1300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P4—P26

  引言 

  在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是關系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問題。尤其,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加強和自身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以宏觀的歷史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經濟增長,有利于從增長路徑、增長階段等方面,撥開短期擾動,更客觀地從深層次把握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中國經濟創造了40多年的快速增長奇跡。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階段。一些研究認為,人口紅利消失、資本累積速度下降和技術進步效應減弱導致了中國經濟減速換擋;尤其,以Acemoglu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缺乏創新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如果遇到瓶頸,幾乎不可能實現持續增長。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經濟難以再現高速增長?如果難以再現高速增長,能否順利完成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分析范式強調經濟增長率的穩態均衡水平及經濟增長會不斷向這個均衡水平收斂的事實,即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應趨于一個均衡水平,然后維持在此水平。因此,驗證收斂假說被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議題。雖然,眾多發達國家長期的經濟現實與該假說一致,但中國的經驗數據與該假說是矛盾的。

  收斂假說研究范式的廣泛應用,源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制度環境長期穩定,進而促使其經濟增長長期趨于穩定,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也從客觀上反映了他們真實的經濟增長規律。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與他們迥然不同,中國經濟發展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都是中國經濟建設中頂層設計和新制度安排的體現,這與均衡分析理論框架建立的前提存在很大差異。具體而言,如果收斂假說成立,則難以回答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處于一個不斷向均衡收斂的通道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創造了中國持續40多年快速增長的經濟奇跡?與此同時,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服從于收斂假說,那么未來經濟增長就會大概率在低位徘徊。然而,歷史經驗表明,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動力,我們應該用新的邏輯看待中國經濟。

  Schumpeter、Davis和North、Acemoglu和Robinson等發現,創新和制度會在根本上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可見基于不同條件,經濟發展應呈現出不同均衡狀態。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事實,中國經濟可能并不僅僅局限于收斂到一個特定的穩態均衡,而是在不同時期趨于不同穩態均衡,具有復雜系統的動力學特征。值得一提的是,Ito在分析亞洲地區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探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時指出,中國經濟出現了脫離原有經濟發展路徑和經濟均衡的跳躍,并強調經濟和政治改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這進一步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復雜系統的動力學特征,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收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嘗試從復雜系統分析范式入手,引入經濟發展存在不同穩態均衡的狀態躍遷假說,對經濟增長動力學特征和經濟發展階段加以討論。

  狀態躍遷意味著經濟系統會脫離舊有穩態均衡,經濟增長存在由低水平發展均衡向高水平發展均衡的躍遷。如果分析框架能夠涵蓋狀態躍遷,就能體現潛在的制度變遷與技術革命。如果存在狀態躍遷,經濟系統就可能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實現高增長。需要說明的是,傳統經濟增長的穩態均衡分析,只強調經濟趨于穩態均衡的收斂,而忽略經濟系統相對于原有均衡路徑中對穩態均衡的偏離,以及經濟系統在不同均衡狀態之間跳躍的現實?;趶碗s系統理論的分析框架,則可以克服傳統經濟增長穩態均衡分析的局限,對狀態躍遷進行刻畫。

  對于復雜系統狀態躍遷的檢驗方法,在經濟學界還極少有人涉及。雖然有不少非線性模型,如門限模型、區制轉移模型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畫經濟增長的非平穩性和非線性特征,然而現有經濟增長時間序列模型與經濟均衡穩態變動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從復雜系統的微觀動力學分析入手,Phillips和Sul基于標準的新古典增長模型,通過橫截面比例關系這一總量指標建立了經濟系統收斂的檢驗方法。然而,他們的研究并未給出經濟系統在不同均衡狀態的變動的檢驗。Ito利用異質性經濟構建動力學模型得到了收斂方程,分析亞洲地區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的跳躍,不過,Ito也并未給出所謂經濟發展跳躍的檢驗。

  李雅普諾夫指數被廣泛應用于判斷復雜系統穩定性,Brock等利用其檢驗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的混沌特征。本文將這一指數與時間序列的平穩性特征相結合,提出了甄別狀態躍遷的方差條件和相應的統計量。這一拓展,突破了傳統收斂檢驗的局限,可以更為深刻地刻畫中國經濟的獨有特征。同時,這一方法是在宏觀層面總體分析經濟系統現象,規避了微觀分析的復雜性和局限性。

  本文理論研究發現:在經濟系統出現狀態躍遷時,總體人均經濟增長率與地區人均經濟增長率方差正相關;而經濟系統圍繞某一穩態均衡運動,總體人均經濟增長率與地區人均經濟增長率方差不相關。這一關聯關系是將經濟增長狀態躍遷的研究轉換為地區經濟增長率橫截面方差的動態特征分析的基礎。

  由此,本文還提出了基于方差的等高線圖的判斷方法。該檢驗方法的優勢在于:其并不僅僅關注單一時期不同地區經濟是否收斂或發散,而是通過不同時期是否滿足方差條件來判斷穩態均衡的脫離和不同穩態均衡,以考察狀態躍遷,分析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利用等高線圖,可以繪制出多個時期的結果,對經濟增長路徑給出具有整體性和歷史性的分析與判斷。該方法可視為對σ收斂以及Quah的橫截面分布動態分析的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實證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狀態躍遷,一次又一次攀升到新的發展階段。這一結果,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過去經濟的增長奇跡,還有利于客觀判斷中國經濟的未來,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自信與道路自信。

  一、經濟增長的穩態均衡與狀態躍遷 

  經濟學中的穩態均衡是基于復雜系統中的李雅普諾夫穩定定義的。穩態均衡暗示系統是自我維持的,即系統受到沖擊后,雖然出現短期對穩態均衡的偏離,但最終又能回到該均衡。Arrow和Hahn指出這與新古典學派創始人Marshall的觀點一致,即任何經濟體中,都存在某種力量在發揮作用,如果一個經濟體尚未達到穩態均衡,那么經濟系統中的這種力量就會驅使它走向穩態均衡。

  協同理論認為,經濟系統通過各子系統間相互作用而達成有效協同機制,這一機制使得經濟系統趨于有序均衡。當不同國家或區域經濟被視作一個整體(系統)時,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就存在相互促進與相互制約的協同機制。個體或者其不同組成部分出于對效率或利潤的追求,自發地形成競爭協作機制,從而在經濟系統進行資源配置,推動各種競爭均衡和博弈均衡的達成,使經濟系統趨近于穩態。處在穩態均衡狀態,并不是說系統的經濟增長速度為0,也不意味著經濟增長率恒定不變。相應地,穩態均衡可能表現出經濟增長率周期性的小幅往復波動,這很可能源于具有短周期特征的存貨沖擊和產業沖擊等。

  當經濟脫離舊穩態均衡,達到更高水平的穩態均衡,就發生了狀態躍遷。狀態躍遷,意味著系統發生了具有長記憶性的變化,舊均衡對其吸引作用消失,系統的演化形成了一個新的均衡,隨后新均衡對系統產生吸引作用。這一過程包括兩個階段:第一,脫離舊穩態均衡;第二,趨于新穩態均衡。在此期間,系統微觀各組成部分間的關聯關系會發生改變。由于制度變化、戰爭等事件,經濟系統有時也會出現由高水平穩態均衡向低水平穩態均衡的退化,但在多數情況下,會長期呈現出螺旋上升態勢。本文只關注經濟系統由低水平穩態均衡向高水平穩態均衡的狀態躍遷。

  二、狀態躍遷的檢驗方法 

  (一)相關研究 

  1.經濟收斂 

  經典經濟收斂假說在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支持。但是,其規律性并未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得到廣泛證明。尤其,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在早期,林毅夫等學者的經驗證據表明,中國經濟存在集團收斂或條件收斂;但后期,潘文卿等的研究表明,中國經濟不存在任何種類的收斂;近期劉明等又找到了制造業收斂的證據。這使得我們對于經典收斂假說不得不產生懷疑。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現有主流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前提假設與中國經濟現實不一致。例如,新古典增長理論生產要素邊際產量遞減的假設,并未得到中國經驗數據的支持。盡管內生增長理論通過改進生產函數、內生化技術進步,成功剖析經濟增長中的資本驅動和創新驅動等現象。不過,該理論仍堅持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基于微觀化的要素分析和動態化的均衡穩態分析范式,其平衡路徑經濟增長率為常數的條件備受批評。

  本文認為,如果發生狀態躍遷,經濟增長就不會一直徘徊于或趨于某一均衡的穩態增長率,經濟收斂假說就得不到驗證。

  2.微觀分析 

  從系統研究方法論看,傳統經濟增長的研究注重基于微觀描述的還原論。經濟增長的動態均衡分析,就是建立在以各種微觀因素為基礎的動力學方程之上的。雖然這樣可以揭示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城市化率、產業結構服務化、人口紅利、收入分配格局、廣義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微觀作用機制,但經濟系統復雜性意味著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眾多,并且它們的作用往往體現出狀態相依。此外,經濟系統復雜性也體現在內生或外生沖擊的非線性和時變性,從不同方面入手就會發現不同的內生機制。然而,微觀因素和機制的復雜性,必然導致在研究狀態躍遷時,對基于不同的微觀因素或機制的模型難以取舍。因為,不同微觀因素和內在機制從不同視角刻畫經濟增長,可能都具有合理性。而只關注于其中任意一種微觀因素或內在機制都可能難以清晰地從整體上把握經濟增長規律。

  而且,從系統動力學看,系統發展的路徑不同,其動力學方程也可能不盡相同;同時,對于復雜系統,即使動力學方程相同,初值不同,其發展路徑也可能完全不同。大多數以微觀因素和機制為基礎,建立系統動力學方程的研究,雖然能夠得到針對均衡的收斂方程,但對于狀態躍遷,僅僅通過數值模擬加以描述,這使得我們難以應用其對經驗數據加以檢驗。

  可見,微觀分析并沒有提供捕捉判斷狀態躍遷這一宏觀現象的一般方法,這也體現了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對象之間存在的鴻溝。

  (二)模型假說 

  Arrow和Hahn基于李雅普諾夫穩定定義經濟均衡,可見系統穩定是均衡分析的核心。為此,本文引入了被廣泛應用于判斷系統是否混沌的李雅普諾夫指數。這是一個總體指標,可以被看作基于空間距離平均離散程度的數值測度,對系統穩態加以判斷。其優點在于,這一條件僅僅關注于系統距離在時間軸上的變化,并不依賴于復雜的微觀因素和其內生作用機制。然而,當系統出現脫離穩態的混沌現象時,即使其內在作用機制不同,該指數也能做出響應。雖然,Wolff、Bask指出,李雅普諾夫指數條件是判斷系統是否處于穩態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但是從其應用看,大多數情況下它是系統脫離穩態的緊的必要條件,在復雜系統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诖?,本文利用李雅普諾夫指數,建立判斷狀態躍遷的條件。

  1.平穩性與狀態躍遷 

  處于穩態均衡的經濟系統具有多元弱平穩的特征。由于內部的自組織作用,在各個不同時點,系統數據生成的背后具有相同的驅動機制,而且系統會被限定于特定的微觀態子集;此時,通過對微觀態求均值,可以剔除瑣碎異變的細節,而得到具有穩定性的系統特征。此時,系統的短期隨機變化可以被概率分布所刻畫。因此,弱平穩性是復雜系統理論利用統計學描述穩定系統的重要方式。按照經典的增長模型,弱平穩性應該源于技術進步與制度等增長因素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穩定,進而大多數經濟系統的經濟增長收斂于某一均衡增長率。關于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支持。我們也依此進行后續的分析。

  多元弱平穩性也存在于眾多經濟時間序列之中。需要說明的是,弱平穩性要求時間序列具有一階矩和二階矩的期望值不變的性質,但由于短期隨機影響和周期性成分的影響,實際觀測到的時間序列會出現相應的周期變動和隨機波動。如果沒有出現狀態躍遷,對于穩定系統平穩的ARMA模型就可以很好地刻畫具有這類性質的序列。例如,Long和Plosser、King等表明在多種真實經濟周期模型下,經濟增長率都具有平穩性。

  這意味著,借助以上性質我們判斷狀態躍遷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根據性質1,使用必要條件,判斷可能脫離均衡的時期;然后,遵循性質2,采用充分條件,分析脫離均衡之前和之后的均衡態是否具有顯著差別,以確認是否發生狀態躍遷。也就是說,如果根據性質1發現在某一個時期出現了脫離均衡現象,我們則進一步基于性質2,對這一時期前后的兩個均衡狀態的方差進行檢驗。如果這兩個時期的方差具有顯著差異,就認為出現了狀態躍遷;否則,不能認為出現了狀態躍遷,可能經濟系統短期脫離均衡之后,經過一段時間又回到了舊均衡。

  該假說暗示,狀態躍遷會導致經濟增長表現出形如經濟周期的谷峰波動。但狀態躍遷形成的波動與存貨沖擊和產業沖擊形成的短期周期波動存在本質區別,即前者伴隨著經濟系統重構,此時總體經濟增長率與地區間經濟增長率離散程度具有相關性;而后者發生時,經濟系統并未發生質變,這時總體經濟增長率與地區間經濟增長率的離散程度沒有關聯。同時,由于發生狀態躍遷時,地區經濟增長率長期成分的變動會導致總體經濟增長率長期成分的變化,這時總體經濟增長率會表現出非平穩性特征。

  三、經濟均衡狀態躍遷的檢驗 

  (一)數據及其處理 

  (二)總體增長率與地區增長率離散程度的相關分析 

  (三)方差條件的檢驗 

  1.基于性質1的檢驗 

  我們繪制了方差條件檢驗的等高線圖(見圖4),其中橫軸和縱軸的刻度都是年份,等高線基于方差條件的(100-p值百分數)繪制。這里的首曲線從(100-p值百分數)的數值等于85開始繪制,曲線間隔是5。那么(100-p值百分數)小于85時是處于空白區域,某一區域出現雙層或更多層以上等高線時,就表示p值小于10%,可以拒絕原假設,方差之間的差別顯著,等高線越密集這個區域的方差差距越大。圖4中,橫軸為年份k,縱軸為k+l。在年份k,如果l大于0區域出現雙層等高線,表明k年份相對于以后年份方差低;如果l小于0區域出現雙層等高線,表明k年份相對于之前年份方差低。顯然,最可能處于經濟均衡狀態的年份,其在縱軸k上下的年份都會出現雙層等高線;同時,處于雙層等高線的年份,尤其是l大于0區域的雙層等高線高密度年份,最可能出現狀態躍遷。

  結果顯示,在縱軸k上下均出現雙層等高線的時期是1989—1990年,1997—2001年,它們顯示出經濟均衡的特征,具體的分析如下:

  第一,對1989—1990年,在l小于0區域,雙等高線涵蓋1983—1984年,這一時期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不斷收斂,而從1984—1990年,總體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逐步下降,經濟系統表現為趨于均衡的特征;在l大于0區域,雙等高線涵蓋1993—1994年,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不斷擴散;同時在1991—1994年,總體經濟增長率增長趨勢明顯,具有脫離均衡的特征。因此,可基本認定1989—1990年經濟處于均衡態附近。

  第二,對于1997—2001年,在l小于0區域,涵蓋兩個分離的雙等高線部分,一個部分包括1990年,這進一步表明1990年之后的經濟發展狀態不同于1990年之前的經濟發展狀態,另一個部分包括1993—1996年,這一階段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不斷收斂,而且這幾年總體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不斷減小,經濟趨于均衡的特征明顯;在l大于 0區域,雙等高線的范圍在2003—2010年,在2003—2006年期間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相對擴散,總體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不斷增大,經濟脫離均衡的特征突出??梢?,1997—2001年經濟應該處于均衡態。

  此外,從2013年開始,縱軸k下方又開始出現連續的大范圍雙層等高線,并延續至今。這預示著從2013年,經濟又開始向新均衡態回歸。

  2.基于性質2的檢驗 

  為了進一步確認1991—1994年和2003—2006年兩次脫離均衡,是否發生了經濟狀態的躍遷,我們繼續通過式(6)考察出現脫離均衡之前和之后的經濟均衡是否具有顯著的差別。

  針對1991—1994年的脫離均衡,這里檢驗1990年的各省市之間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方差,是否等于1997—2001年的方差。結果顯示,1990年方差相對于1997年方差相等的假設,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拒絕,而且1990年方差相對于1998—2001年的方差相等的假設,也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拒絕。

  對于2003—2006年的脫離均衡,雖然,我們不能判斷2006年之后方差最小的2018年是否處于均衡,但2013年后經濟開始向新均衡態回歸。如果這個均衡態與1997—2001年的均衡態相同,那么2018年也應該趨于1997—2001年的均衡態。因此,這里采用式(6),檢驗2018年的各省市之間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方差,是否等于1997—2001年的方差,結果顯示相對于1997—2001年方差相等的假設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拒絕。

  以上證據有力地證實了:中國經濟在1991—1994年和2003—2006年兩次脫離均衡之后,并未回歸舊均衡,而是發生了狀態躍遷。從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交替之際,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與模式探索不進則退的歷史關口上,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階段。同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出現第一次狀態躍遷,中國現代化進程邁向了新的時代。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后,中國抓住了當時世界經濟較快增長,國際產業分工加快調整的有利機遇,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化,有力地帶動了國內經濟發展。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并認為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并首次提出我國要走出一條與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經濟效率、保護資源環境和充分發揮中國人力資源豐富優勢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隨后相關改革不斷深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又是一個轉折點,此后我國經濟逐步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并取得顯著進展。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1980—2019年期間,中國經濟在1989—1990年、1997—2001年曾兩次處于均衡態附近,隨之出現了明顯的兩次脫離均衡和趨于均衡的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91—1996年,其中1991—1994年脫離均衡,1995—1996年趨于均衡;第二階段為2002年至今,其中2003—2006年脫離均衡,2013年至今趨于均衡。

  本文也檢驗了美國1980—2017年不同州的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數據,并未發現顯著的穩態均衡的狀態躍遷,這與前述相關性的結果相一致,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贅述。

  可見,中美兩國狀態躍遷檢驗的結果與基于假說2的相關分析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假說2,中國的狀態躍遷與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中長期波動有密切關系,但這并不是對于中長經濟周期的簡單重復。顯然,結合描述性統計結果以及基于方差條件的統計推斷結果,排除隨機影響,根據總體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可劃分為三個經濟階段,前兩個階段(1980—1990年和1991—2001年)為期10年左右,最后一個階段(2002年至今)還未結束。不同經濟階段長度極大的不均等,說明這種波動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周期波動,不是源于簡單可重復的內生因素,我們難以用基于產業投資的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加以解釋。從狀態躍遷出發,這體現了經濟系統的長記憶沖擊,即經濟發展模式具有本質性的長期變化。體現技術革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長期變化。但中國經濟的波動階段遠遠小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此,中國的狀態躍遷,并不能簡單采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進行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改革開放貫穿于始終,制度紅利的不斷釋放可能是中國經濟不斷突破自我和不斷上臺階的根本原因。具體而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做出的一系列主動制度變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狀態躍遷。從本質上看,這體現了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道路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的根本性變革。

  結論 

  經濟增長演進特征與階段性是判斷國家和地區經濟趨勢與預期的重要方面。鑒于不能考慮由創新性制度安排導致經濟系統出現的狀態躍遷,傳統的經濟收斂分析框架并不適用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分析。本文引入系統動力學的分析范式,從經濟均衡出發,將經濟增長與地區經濟增長斂散性相聯系,通過對系統狀態躍遷的特征分析,提出了對經濟增長演進特征與階段性分析的更具整體性和歷史性的方法。

  本文有兩個發現。首先,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方差是測度經濟狀態變化的重要指標。在經濟狀態脫離均衡時,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方差會增大;在經濟趨于均衡時,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方差會減小。其次,總體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與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斂散性具有緊密聯系。在經濟狀態脫離均衡或趨于均衡時,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方差與總體實際人均增長率會表現出正相關性。

  基于以上發現,通過對中國經濟展開的經驗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經濟系統的確存在狀態躍遷。自1978年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及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及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等重要時點前后,出現了明顯的狀態躍遷。而在1989—1990年、1997—2001年曾兩次處于經濟均衡態附近,從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又開始逐漸向新經濟增長路徑的均衡態回歸。本文檢驗出的這些時點與黃群慧關于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時期劃分具有一致性,他認為1978—1991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1992—2012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而黨的十八大以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新時代。

  第二,中國經濟增長的演進是一個不斷邁上新臺階的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基本實現工業化,經濟當前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表現。這是源自經濟由低水平均衡,躍遷到高水平均衡,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經濟系統內在高水平均衡吸引作用和協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現在趨于2013年后的新增長路徑的均衡。

  以上發現的啟示在于,經濟狀態躍遷可以使我們從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的演進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特殊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的均衡分析框架下,我們往往只關注于經濟趨于穩態的分析,并基于此對中國經濟展開預測,這種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不斷探索開拓,制度環境不斷發生深刻的變遷,傳統的穩態分析理論范式并不適用于中國經濟。而且微觀分析具有復雜性,難以在整體上對經濟增長加以把握??紤]狀態躍遷后,可以得到更具整體性和歷史性的判斷。

  其次,狀態躍遷重在體現經濟增長的根本性轉變??档吕疽蛑芷诘闹芷诓▌訒r間是50—60年,這種周期波動可以實現狀態躍遷,它是由科學技術發展周期決定的生產力發展周期,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然而,導致狀態躍遷的決定性因素并非唯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多次狀態躍遷,主要源于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國情,正確把握經濟發展規律,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一系列主動性經濟政治制度安排。這與Ito的觀點相一致。他指出經濟和政治改革是中低收入國家實現經濟發展路徑跳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從發展歷程看,一方面,中國經濟積極對外開放,與外部經濟進行信息與能量交換,吸收經濟發展的新因素和新事物,另一方面,通過創造性的主動制度安排,從內部改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生產關系,加速外部新因素和新事物中的精華與中國經濟深度結合,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以上兩方面,促使中國經濟不斷實現自我突破邁上新臺階,生產力快速大幅提升,中國僅用短短40年就走過了大多數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經濟發展之路,這是世界經濟發展中前所未有的。這也充分證明了改革開放以來,強大的制度保障是中國經濟長期成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而不是如Acemoglu所說的偶然創新的結果。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經濟增長換擋減速。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脫離當前均衡,能否完成下一次狀態躍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是當前大家尤為關心的問題。

  對這一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解讀。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和狀態躍遷可以幫我們對其加以把握。

  第一,當前中國經濟趨于新增長路徑上的均衡是換擋減速的重要原因。就系統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在前兩個發展階段中實現了高水平增長的目標,人均GDP連續20多年保持995%的平均增速,實現了經濟狀態躍遷,這是偉大的成就。但必須認識到經濟狀態躍遷不僅包含脫離穩態的加速增長期,也包含趨于穩態的減速增長期。在既有的增長模式下,經濟系統不可能在固有均衡態下,實現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這是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減速換擋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基于狀態躍遷的要求,只有深刻的變革才能使得經濟發展再上臺階。另一方面,前一階段短期高水平的發展,系統內部需要長時間進行充分調整,才能為下一次經濟躍遷累積充分的能量。更為重要的方面在于,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常態”的重大論斷,之后圍繞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主動通過深層次改革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盡管受到世界經濟不確定或不穩定的負面沖擊,但短期經濟增速放緩,主要是中國經濟著眼于長遠持續健康發展和實現自我突破的主動革新的表現。

  第二,當前中國經濟雖然趨于均衡,但其蘊含巨大潛力。自2013年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中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打贏脫貧攻堅戰、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倡導科技創新,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一邊著力解決經濟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補短板夯實經濟發展基礎,一邊積極探索經濟發展新模式新動力。這些無疑都在為下一次中國經濟的新突破儲能蓄勢。除去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的2020年,2013—2019年我國人均經濟增長率仍然達到了平均6.42%、最低6.24%的水平。從不同地區實際人均經濟增長率的方差看,2018年的數值1.286為1980年以來的歷史最低位。雖然自2019年末以來,我國經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嚴重,但仍然是全球最快全面復工復產的主要經濟體,經濟總量突破100萬億元。

  第三,未來中國經濟再邁新臺階實現又一次狀態躍遷,會推動中國經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經驗和中國現實表明,持續深化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制度安排加速技術創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將進一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同時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清潔能源和量子信息技術等前沿科技浪潮的興起,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這必將促使中國經濟更上一層樓。如果在未來某一時期總體經濟增長率不斷增大,并且滿足方差條件,那么這預示著中國經濟將會釋放出新動能,出現新的狀態躍遷,從而再上新臺階,出現一段時期實現高質量高速發展的“雙高增長階段”;這也預示著中國經濟朝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本文注釋內容略

責任編輯:梁華

作者簡介

姓名:方毅 孟佶賢 張屹山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晶)
內容頁廣告位-中國與世界.jpg

回到頻道首頁
封面.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噗嗤啪啪撞击声,天堂v无码亚洲—高无码,免费人成网在线观看品观网
<li id="kmkkm"></li>
<bdo id="kmkkm"></bdo>
<noscript id="kmkkm"></noscript>
<table id="kmkkm"><noscript id="kmkkm"></noscript></table> <noscript id="kmkkm"><noscript id="kmkkm"></noscript></no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