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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閾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及其當代價值
2022年04月14日 11:22 來源:《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作者:李良明 林立 字號
2022年04月14日 11:22
來源:《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作者:李良明 林立
關鍵詞: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內容摘要: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回顧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探索,對堅定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簡介:

  摘要:繼成功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改造道路之后,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社會主義若不能建成,中華民族“就要受到絕大的災難”的重要論斷。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道路為鑒戒,毛澤東構建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以體制改革為抓手、以政治建設為保障、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道路布局,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成功破題。此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段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法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艱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獨創性理論成果,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回顧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探索,對堅定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李良明,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林立,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的四個偉大成就,深切緬懷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作出重大貢獻的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是對毛澤東篳路藍縷一生的客觀評價,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思維、歷史眼光和歷史智慧。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毛澤東與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不同視角、不同維度予以探討,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形成了一批新成果。但總體來看,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閾分析、探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總結其對進入第二個一百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啟示價值,仍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沿著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既定方針,系統研究了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怎樣過渡等一系列問題。1953年,黨中央正式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這完全有別于蘇聯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沿著這條總路線,毛澤東領導全黨創造了如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根據列寧對資產階級贖買的理論,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用很少的錢“就買了一個階級”;利用多種由低級到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形式,實現了對農業的改造;對于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此外,毛澤東還將改造資本主義企業與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相結合,把原來的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功實現了對人的改造。歷經3年,新中國順利完成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深刻而又偉大的變革。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在過渡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創造性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客觀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在這一歷史時期,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一、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破題之舉: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思考。他將社會主義是否建成提到了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并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若不能建成,中華民族“就要受到絕大的災難”。圍繞民族復興的歷史主線,毛澤東提出,“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實際上,在建國后的一段歷史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過于依仗蘇聯這根“拐杖”,它所帶來的弊端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與思考。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對蘇聯模式是持保留態度的,他認為“蘇聯的樣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樣本也好”,落實起來必須“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中國在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發揚獨創精神,并首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么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重大理論命題。這表明,破除蘇聯迷信,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毛澤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謀劃的頂層設計中的重要一環。

  從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歷經43天,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連續聽取了國務院所屬35個部門和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作匯報,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中央領導人多次深入探討,在集中全黨集體智慧的基礎上形成了《論十大關系》這篇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破題之作,標志著艱辛探索的開始。在這篇經典文獻中,毛澤東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體制建設等方面對蘇聯模式進行忖量。

  對于蘇聯出現“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等嚴重的經濟問題,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蘇聯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走的是“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路子,而這條路放在中國“恐怕不那么合適”。在政治建設上,毛澤東反思了蘇聯的民族關系、政黨制度和肅反工作,指出這幾個方面“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蘇聯對于這幾個問題處理并不恰當,他提醒“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對于蘇聯的體制建設,毛澤東從政治、經濟兩個層面闡明了它的弊端:其一,從政治體制上看,毛澤東認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這必然導致地方受限,在相互發展中會逐漸喪失機動權與積極性,從而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其二,從經濟體制上看,毛澤東認為,蘇聯在處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也存在問題。一是蘇聯采取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以極低的代價來換取資金積累,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農民被挖得很苦,生產積極性不高。二是國家把生產單位管得過死,導致工廠等其他生產單位缺乏獨立性,發展不夠活潑??傊?,毛澤東指出,這是“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

  圍繞上述問題,毛澤東進行了若干思考,構建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以體制改革為抓手、以政治建設為保障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布局。

  關于以發展經濟為中心,毛澤東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要實現民族復興,使中國的面貌發生改變,不僅要使政治面貌發生改變,還“須要使經濟面貌加以改變”,“我們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各個部門,都必須執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任務”。為此,毛澤東決定對我國工業體系進行更為科學的調整。在他看來,輕工業的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民生日用商品的豐富與否和物價、貨幣的穩定,是重工業能夠穩固發展的前提,“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些重工業”,而農業又“關系國計民生極大”,它的良好發展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資金和更廣闊的市場”。以此為據,毛澤東提出繼續以重工業為主、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調整方針。同理,他還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降低軍政費用比例,更多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待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反哺國防建設等等。

  在體制問題上,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嘗試對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革新。針對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毛澤東提出了堅持統一性和獨立性相統一的重要方法論,這對改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國家與生產單位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對于生產單位,應在黨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多給生產單位一些權力和余地,激發它們的活力??傊?,既要從整體上堅持黨中央的統一領導、統一紀律,又要充分發揮局部效能,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對于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毛澤東提出了“統籌兼顧”的改革原則,即兼顧國家與工人的利益、兼顧國家與農民的利益。他指出,要提高他們的工資和集體福利,改善他們的勞動環境。這一思想反映在實踐上,就是毛澤東后來為縮小工農業品交換的剪刀差所制定的一系列等價交換和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環境中才能加以發揮利用。對此,毛澤東的做法是,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對政治生態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民族關系、國內黨際關系和肅反工作等進行改善和調整,力求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來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民族關系問題上,毛澤東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并提出了“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重要方針。對于國內黨際關系,毛澤東通過分析對比中蘇兩國政黨制度形成發展的歷史邏輯指出,中國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一樣,是在中國民主革命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由此,他開創性提出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多黨合作方針。此外,毛澤東對建國后頭幾年的肅反工作進行回顧和總結,作出了“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的準確判斷。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根本出發點,毛澤東提出了對“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對“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反革命分子,“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

  在為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謀篇布局過程中,毛澤東同時提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否有矛盾、如何科學區分、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等問題,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闡明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對上述問題的認識緣起于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幾次波折。1956年被毛澤東稱為“多事之秋”,在這一年,蘇共召開了二十大,在揭了蓋子的同時也捅了簍子,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又連續爆發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這表明即便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依舊存在。這一連串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對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矛盾的論述作了一次系統的梳理。他說,“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對于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列寧雖然“簡單地談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不過他“還來不及全面地分析這個問題”。在肯定了列寧的基本觀點后,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有可能由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的矛盾”,而斯大林時期卻“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毛澤東深刻地意識到,“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1957年2月,毛澤東作了著名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如何科學認識、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等一系列問題。首先,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矛盾存在的客觀必然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矛盾,這些矛盾在政治上集中表現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其中“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因此,他主張采取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以專政的方式解決敵我矛盾,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從而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其次,毛澤東以唯物史觀為根本立場,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指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組矛盾仍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但由于社會性質的變化,使這兩組矛盾又區別于其在舊社會的存在形態,它們不再是對抗性的矛盾而是“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的矛盾。再次,毛澤東總結了當時的基本情況,強調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社會主要矛盾已由階級矛盾轉變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求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制定了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為遵循、以“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為出發點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和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科學文化工作等多個領域形成了如“團結—批評—團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具體工作方針。

  那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關系是什么?兩者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邏輯上的關聯?對此,毛澤東也進行了論述。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矛盾論》這篇輝煌的哲學著作中談到,比“矛盾雙方互相依存”更重要的,“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但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且“條件是重要的”。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與中國的“窮國地位”“國際上無權的地位”就是一對矛盾,而這種局面總有一天會發生轉化。毛澤東進而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發生變化,“窮國將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其“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斗”。正是基于此,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科學論斷。

  毛澤東殷切地期盼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堅信全黨經過幾十年的奮斗,一定能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道路。他說,有了這條正確的道路,“我們的文化、科學、經濟、政治,我們的整個國家,一定可以繁榮發展起來,我們國家就會變成一個有近代農業的、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會要好起來,人民的政治情緒,人民跟政府的關系,領導者跟被領導者的關系,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系。我們希望的就是要造成這樣一個中國,把我們中國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按照這位偉人的設想,“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它“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從以上表述看,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描繪盡管與當下不盡相同,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看待一切事物“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唯其如此,可以斷言毛澤東的表述是符合當時歷史語境的。時至今日,重新審視毛澤東在八大前后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兩篇重要講話及相關文獻可知,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討論,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60年前的一時一隅,其基本內容至今還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中華民族趕上時代潮流的理論奠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獨創性理論成果的生成

  恩格斯曾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事實上,理論思維對于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不僅涉及到科學領域,甚至還能直接使這一民族“在人類發展史上享有任何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為使社會主義建設打開一個嶄新局面,毛澤東在理論層面也進行了艱辛探索。由于經驗不足,且尚未系統、全面地認識社會主義建設基本規律,毛澤東的探索呈現出正確與錯誤交織的復雜趨向,但他為“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的初衷始終是好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探索開始之初,毛澤東就對這種曲折性有所預見,他說,“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這種前瞻性思維,使得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又最早察覺到“左”傾錯誤的存在,并從理論與實踐上給予糾正。這也得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在政治思想環境偏“左”的情形下,“經濟建設方面的發展趨向”又“基本上是正確的”。

  從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八屆七中全會等會議,著手糾正已被認識到的“左”傾錯誤。在此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一系列獨創性理論成果,突出表現在對社會主義階段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法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突破上。

  第一,毛澤東明晰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中國還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按筌S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發起后,毛澤東察覺到黨內存有“提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聲音。對此,他的態度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當前階段牽涉到共產主義問題是非常不合理的。在提出這一觀點之后,毛澤東迅速對北戴河會議關于所有制問題的決議進行反思,并指出,“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混同起來,恐怕不利”,“把它們提得過高”“而實際上又不是,那就不好”。第一次鄭州會議根據上述正確的思想主張,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指出,中國當前所處的社會階段仍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質仍是集體所有制。這表明毛澤東在劃清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界限問題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此后,毛澤東對所有制問題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邊界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農村,集體所有制經過擴大和提高,即便帶上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也不等于“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而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經過一定程度的發展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相當長期而又復雜的過程,“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沿著這一邏輯軌跡,毛澤東研讀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可能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他強調,當前我們仍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階段,“以后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階段,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雖然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并未能概括總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類的理論,無法全面揭示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但這一重要論斷的提出,無疑為我們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跨越了一大步。

  第二,毛澤東重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公社化運動興起后,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發展趨向基本是朝“左”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尤其涉及到較為敏感的商品、貨幣等問題。實際上,毛澤東對待這些問題是十分謹慎的,他指出“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強調“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第一次對商品、貨幣等問題表達了較為明確的態度。此后,毛澤東的態度也越來越鮮明。針對1958年10月西安會議關于取消商業、消滅貨幣的主張,毛澤東駁斥道:“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黨內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的聲音使毛澤東意識到有些同志尚未正確認識和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間的差異,“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故而提及商品生產就覺得恐慌。為糾正這些錯誤觀念,毛澤東在《關于讀書的建議》這封信中,提議廣大黨員干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以便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有較為理性的認識。在毛澤東看來,商品生產與它所聯系的經濟制度具有一致性,“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脫離經濟制度而孤立地看待商品生產是不科學的。毛澤東在肯定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作用的基礎上,特別強調中國作為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必須要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商品生產,將“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著重指出,“在今后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并將“發展商品生產”提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重大原則的高度。此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價值法則也進行了可貴探索,他生動地把價值法則比作“偉大的學?!?,強調“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平、二調、三收款的本質是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長期如此勢必引起農民的恐慌,他告誡全黨“要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對于“舊賬一般不算”的錯誤決定,毛澤東申明“舊賬一般要算”,他強調只有遵循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算清賬目,才是真正意義上與農民實行等價交換。上述毛澤東所提一系列理論觀點,無疑包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蘊含的基本思想。

  第三,毛澤東區別分析了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不同內涵,提出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隨著糾“左”工作的深入,毛澤東逐漸發現,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共產風”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是對農民的剝削,這與他發動人民公社運動的初衷是相背離的。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并指出,“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這一態度為八屆六中全會和第二次鄭州會議的召開作了思想準備。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按勞分配原則的理論形態進行了闡釋,他指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從經濟發展程度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因此兩者的分配制度,即它們在經濟上的表現形式也并不相同。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應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待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后,才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雖然共產主義分配制度更為合理,但它是以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根本前提的,“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于生產的發展,不利于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也就是說,在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之前,仍要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隨著認識的深入,這些正確思想又進一步轉變為指導實踐工作的重要政策方針。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將公社化運動開展以來的不良現象總結為兩種錯誤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進而指出,“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于公社一級的狀態”,并為此精心制定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48字方針。

  第四,毛澤東反對浮夸,強調“壓縮空氣”,提出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早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就表示出對高指標和浮夸風的警惕,由于受“左”傾思想干擾,毛澤東并未駁回地方上報的完全脫離實際的躍進計劃,只是要求各地區“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按筌S進”發起之后,這股臺風越刮越猛,有些地區虛報糧食產量,更有甚者弄虛作假,將幾個村所圈養的家畜集中起來,供人參觀。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后,明確表示反對,他批評說:“把豬都并到那里,就不實事求是了。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么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強調要把根本方針、界限、目的、相互關系搞清楚,“任務不要提的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對作假問題給予了嚴厲批評,為引起全黨重視,他提議在關于人民公社決議里把“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一條”,并強調搞工作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不要去爭虛榮,如果下面作假,而從中央到省再到地和縣又都相信,是非常危險的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壓縮了“空氣”,及時降低了鋼、糧、棉等產品的高指標。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提出了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講真話等6個問題,其鋒芒所指正是“大躍進”以來在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一些錯誤做法,而貫穿其中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

  歷史的結論是:全面建設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在不長的時間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顛覆破壞和武裝挑釁,擺脫了被開除“球籍”的民族危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里程碑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由于時代條件的局限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加之毛澤東的理論探索是在“左”傾思想盛行的大環境下進行的,上述正確的思想理論和政策措施在認識發展和貫徹執行過程中必然會受到掣肘,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理論與實踐來看,我們黨是“把毛澤東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繼續沿著他的探索足跡前行的。毋庸諱言的是,毛澤東在這一歷史時期探索的成果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獨創性理論成果,“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近年來有西方學者以黨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上的差別來做文章,大搞歷史虛無主義。他們以所謂“重新認識”為名,把探索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造進行對立“解讀”,丑化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史、放大毛澤東的探索失誤、抹殺毛澤東的卓越貢獻、詆毀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得出一些根本經不起學術推敲和歷史檢驗的觀點結論。歷史就是歷史,絕不允許任意捏造和裁剪。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兩個30年關系時明確指出,全面建設時期的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他還進一步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一重要論斷表明,兩個歷史時期絕不是彼此割裂、根本對立的,其本質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緊密聯系、一脈相承。評判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學習教育系列講話精神和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論述為基本遵循,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黨史觀。對于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要將其放置在所處的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考察,看到他探索的成就是這段歷史的主流,是第一位的;他探索的失誤是這段歷史的支流,是第二位的,不能以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對其進行否定。對于毛澤東探索的理論成果,要以歷史的眼光去審視,不能以當前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和認識水平去否定他的理論創造;對于實踐探索中的失誤,不可忽視背后復雜的歷史成因,而簡單地將它歸咎于毛澤東個人。一言以蔽之,不能因為毛澤東有失誤就否定他的艱辛探索,不能因為毛澤東主動進行自我批評、勇于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就抹殺他的歷史功績,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覺。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遵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艱辛探索的當代啟示

  “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認識到道路的正確與否必定對黨和國家事業產生深遠影響,他高屋建瓴地指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在積累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改造道路的基本經驗后,毛澤東胸懷世界大局、立足中國實際,批判地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觀點,探索并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獨創性理論成果,找出了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深刻詮釋了道路問題在當代理論實踐發展過程中所處的重要位置,他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的新征程,回顧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歷程,對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向著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啟示之一,胸懷“兩個大局”,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

  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審視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不難發現他所凸顯的兩個特點:

  其一,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既胸懷世界大局、又立足中國實際,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進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尋求道路。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爆發后,毛澤東密切關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形勢,先后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現在擺在世界各執政的共產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結合的問題”,如果說蘇共二十大啟迪了毛澤東不再認為蘇聯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必須照辦,那么“波匈事件”則促使毛澤東更為清醒地認識到,必須“更好的考慮中國的問題”,研究“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搞法”。為此,毛澤東主持撰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解答當時普遍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疑慮與困惑。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起草準備于南京、上海召開的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的提綱時慎重提出,中國已處于“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轉變的歷史方位,并著手開始領導全國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糾“左”期間,毛澤東又在科學地闡明中國還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基礎上,及時“找出了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以上史實充分表明,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毛澤東能夠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

  其二,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披荊斬棘、身體力行,勇挑理論創見的重任,以不斷開創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到中國來實行的時候,就要帶有中國的色彩”。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之后,他就談到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去“產生自己的理論”。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毛澤東極為尊重但并不迷信,他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并向全黨號召“要學習列寧,要敢于插紅旗,要敢于標新立異”。探索時期,毛澤東曾主動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以騰出時間、集中精力去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工作,在他看來,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如果“不適應新的需求”去“形成新的理論”,就無法正確地應對一系列新問題。正是由于毛澤東立足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思想理論實現了中國化的發展,我們才能夠最終形成一條完整的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準確把握和深刻洞察世界發展趨勢、變化局勢所作出的科學判斷。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倒逼著理論創新,并為其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這一重要論斷反映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理論創新的迫切需求。面對世界格局呈現出空前未有的新變化、新特征,我們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繼續胸懷“兩個大局”,在一個更加不穩定的世界中,大膽探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之路和現代化建設新道路,以不斷開創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以偉大的實踐創造向世人證明,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

  啟示之二,堅持守正創新相統一,科學明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張力與邊界。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始終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統一,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在提出破除蘇聯迷信時,毛澤東談到了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共性與個性問題,他說,“各國有各國不同的面貌和特點,各國有不同的具體辦法來解決各自的問題”,但不能“只講差別,不講共同性”。一方面,他鼓勵黨員干部“用自己的頭腦思索”我國的建設道路,另一方面,他反復強調,“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這種底線思維在毛澤東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更為明顯。他在探討價值法則時指出,價值法則是基本工具,過去資本主義是靠平均利潤來調節,“現在是社會主義,價值法則還是存在的”,我們要有自己的措施去運用價值法則。對于商品與貨幣,毛澤東提出要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去考慮,他說,“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也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在批判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產品分配問題的講述時,毛澤東反對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強調要用“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即便是在“左”傾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依然可以看到毛澤東無產階級的人民立場。他在會見朝鮮政府代表團時曾告知金日成,之所以要搞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因為農民苦得不得了”??梢哉f,充分發揮底線思維下的獨創精神,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統一,是毛澤東在僵化封閉的蘇聯道路與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道路之間所探索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密碼”。

  世界歷史的扉頁清晰地記載著,工業革命后,西方資產階級以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掀起了工業化浪潮,并以其先發優勢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掠取了支配地位。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用其“商品的低廉價格”作為“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同時,又“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從而“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在世人特別是在西方資產階級眼中,現代化就是西方化。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新紀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鄧小平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概念,并在黨的十三大上闡明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指出,“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深刻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科學內涵。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意味著現代化發展路徑由一元變為多元,意味著后發國家具有實現現代化的新可能。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其本質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它對內利用資本剩余價值加速原始積累,對外利用先發優勢掠奪全球資源,是以資本增值確保它“對全部關系不斷的進行社會革命”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從根本上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前提。無論是政黨性質還是社會性質,都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取向、以“全體人民”為前進動力、以“共同富?!睘槊鞔_目標、以“和平發展”為實現路徑的現代化?,F代化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這決定了黨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認識上會不斷深入、在戰略上會不斷調整、在理論與實踐上會不斷豐富,也決定了必須科學明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邊界與張力。我們一方面要樹立“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的底線、紅線,堅持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基本方向為現代化的道路邊界,有堅定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底氣、骨氣、志氣;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的張力,真正做到既根植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需求,又充分借鑒吸收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有益經驗,推陳出新,守正創新,促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豐富發展、日臻完善,繼續在世界現代化潮流中創造中國模式和中國奇跡,形成中國經驗和中國話語,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啟示之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體制、所有制結構形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面建設時期,毛澤東的探索已涉及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尤其以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問題的探索影響最為深遠。以歷史發展眼光來看,這些理論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這極大地突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并決定將其寫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中。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也都使用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此后,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并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回答了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破除了長期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陳腐觀念和僵化思維。十四大之后,黨中央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與部署,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和日趨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準確把握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前提下,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市場的作用作了全新定位。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盡管毛澤東是以公有制為前提進行探索的,但也產生了一些重要思想。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指出,“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這無疑是拿當時“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開了一刀。改革開放以后,黨的十二大開始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我國個體經濟是屬于社會主義經濟范疇的,是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以此為基礎,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分作了更為科學的論述。黨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下來。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也是在毛澤東探索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而來。依據毛澤東提出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我們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并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逐漸提出了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展。

  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期間,在《東南學術》上發表了題為《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的論文。他在該文中指出,只要商品經濟和所有制結構“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經濟管理體制在發揮作用”,它們的“一般性原理及內在發展規律都是同樣適用的”,諸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分配原理、消費原理等等,“都同樣適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便毛澤東的理論探索是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進行的,理論闡述難免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但他所揭示的一般性原理并不過時,且對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我們要以毛澤東的理論探索為基礎,進一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指導作用,務必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配置上更加科學合理、在體制機制上更加完備完善、在運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從所有制基礎層面看,要從整體上構建以多種所有制和多種分配方式有機結合的復合型所有制體系。一方面,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使國有經濟牢牢占住支配地位,促進國民經濟形成合力性優勢,確?,F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動搖;另一方面,要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避免因所有制結構單一、缺乏多樣性而帶來的限制,為現代化提供更多活力和更多發展機遇。與此同時,要配套多種分配方式,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使各種社會資源能夠全面、充分地嵌入現代化過程之中,達到均衡、協調的平穩狀態。從運行機制層面看,要繼續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科學的資源配置方式,在尊重商品規律、市場規律、價值規律與穩定經濟秩序二者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既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依據客觀經濟規律,適當使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實施宏觀調控,合理降低市場經濟的波動,避免因以高度資本化的市場作為調節手段而引發現代化經濟秩序的周期性紊亂,不致重蹈西方經典現代化范式的覆轍。

作者簡介

姓名:李良明 林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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