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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天通”與中國古代文明道路
2022年05月10日 23: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梁 濤 字號
2022年05月10日 23: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梁 濤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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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絕地天通”是古代社會的重大事件,對理解古代宗教、倫理、刑法乃至文明的起源,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近代以來的學者如徐旭生、張光直、陳來等都對這一問題表示極大的關注,但由于問題意識不同,觀察的角度不同,對“絕地天通”的解讀亦有所不同。大致而言,以上三位學者分別提出了宗教改革說(徐旭生)、權力壟斷說(張光直)、巫師專業化說(陳來)的不同詮釋進路,在文獻解讀與思想闡發上均有所獲,不僅厘清了“絕地天通”中含混不清的問題,也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以上三種詮釋進路作出考察、分析,總結其得與失,并通過“絕地天通”這一歷史事件,對中國文明道路作出分析、探討。

  根據陳來教授的研究,古代宗教的第一階段是“民神雜糅”,而非傳統所記載的“民神不雜”。這一階段的情況是:“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保ā秶Z·楚語下》)據韋昭注,“方物”是指不能對民神作出區分、分別,“夫人”指人人。 “夫人作享”是說家族成員都可以參與到家族的祭祀活動中?!凹覟槲资贰钡摹盀椤碑斢枮橛?。是說家族內部已經有了專門的巫,執行祭神活動。以往學者將該句理解為人人都作巫,家家都作巫,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古代宗教的一般情況。其實這里的“家”并非后世的小家庭,而是父權家族。所謂父權家族是以父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組織,它是早期氏族組織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一般由父家長與若干代子女組成,成年子女雖然可以組成家庭,成為小家長,但他們沒有經濟獨立權,父家長利用對家族經濟活動的管理壟斷了家族的財產。為了維護對家族的統治,他們竭力壓制小家長的“個性”。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家族財產集中在父家長手里,雖然也出現了私有制——父家長私有制,但不同于個體私有制,它不僅沒有瓦解父權家族,反而強化了父家長的統治。由于父家長占有了家族財產,在家族內部取得了支配一切的權力,父家長不僅擁有對家族財產的絕對所有權,還擁有司法審判權以及宗教祭祀權。故“民神雜糅”實際反映的是原始社會末期父權家族階段的宗教情況,其特點是人神相通,人人都可以參與享神,家家都有巫史。由于古代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負責祭祀的是父家長,參與祭祀的主要限于家族成員。這種早期巫教雖然對整合家族關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特別是隨著家族的不斷繁衍、分化,在家族的基礎上形成更高一級的宗族,在宗族的基礎上又形成更高一級的氏族,以及超越氏族和宗族之上的部落聯盟時,其局限性就顯得十分明顯了。主要表現是“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由于神人的界限不夠明確,不同氏族的神也沒有隸屬關系,故影響范圍有限,無法促進社會的分層,樹立政治權威,形成政治共同體。

  于是到顓頊主政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顓頊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提出了超越宗族、氏族之上的天神,作為更高的精神信仰。二是“絕地天通”,禁止與天神任意交通,設立專門的巫覡——重,壟斷了祭祀天神的特權。三是在專業巫覡之外,設立管理民事的官員——黎。經顓頊的改革后,早期巫教被以天為至上神的信仰所代替,古代宗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需要說明的是,“絕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絕人與天的交通,而是將交通的權力壟斷在少數人手里。天也不再是各個氏族信奉的祖先神,而是更高的神靈,是超越地域性的至上神。各個家族祭祀祖先神的傳統雖然仍然保留,但祭天只能是少數人的特權。由于古代社會宗教與權力的密切關系,壟斷了通天權也就壟斷了世俗的統治權。原來各個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現在則有更高的至上神——天,而信奉天的權威自然也就要臣服于壟斷了通天權的部族首領,故顓頊的改革實際是為部族國家提供了宗教信仰?!敖^地天通”可能最早發生在顓頊所屬的華夏部落聯盟,后又擴展到東夷部落聯盟和苗蠻部落聯盟。前者即《國語?楚語下》所記,后者則見于《尚書?呂刑》關于“絕地天通”的記載。

  “絕地天通”發生于原始社會末期,此時已進入父權家族階段,故對于“絕地天通”需要結合父權家族來理解。所謂“民神雜糅”并不是指人人都為巫,家家都為巫,而是指每個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與神溝通。家族成員雖然均可參與祭祀,但祭祀權實際是掌握在父家長手中的。古代社會是以家族而不是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人人都為巫的情況。學者多強調,中國古代宗教是一種類似薩滿的巫教,其特點是通過巫覡與神或天進行溝通。由于父權家族階段已出現了祖先神,故這一時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巫是在這一信仰下活動的。從這一點看,巫師專業化說雖然有一定根據,但顯然不足以揭示“絕地天通”的真正內涵。稱“絕地天通”為宗教改革當然可以成立,但也需要注意,這種宗教改革實際是將民眾排除在外,沒有為民眾提供超越的精神信仰,而是為王權的興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據。因此,宗教改革說恐怕要與權力壟斷說需要結合在一起,才可能對“絕地天通”作出全面、合理的說明。張光直認為,古代中國宗教與政治統治是聯系在一起的,掌握了通天權也就掌握了統治權,反之亦然。故“絕地天通”既是宗教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是通過宗教達到對權力的壟斷。張先生是將夏商周三代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將其均視為通過神權與暴力的壟斷以實現財富積聚類型,這樣無形中就夸大了“絕地天通”對后世的影響,而無視三代內部宗教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史意義。

  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辈贿^王先生雖然作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的正確判斷,但他解釋周之所以有德的原因卻并不準確。王先生認為,周人之所以有德,在于其立嫡之制,由立嫡之制而有宗法及喪服之制,進而有分封之制,有君臣之制等等,最后“納上下于道德”,“成一道德之團體”。但王先生的這一推論并不成立,他推崇立嫡之制,并以此來解釋殷周之變,不僅未得其解,反而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其實,殷周之變并非宗法制的確立和完善,而首先是一場宗教的變革,是周人天命信仰對殷人上帝信仰的克服和取代,其根本精神則是“德”的自覺和“民”的發現。從宗法制來看,周較之殷固然有所發展,但這是量上的而非質上的,況且殷周宗法制的異同,學界尚有不同意見,有待進一步討論。從宗教信仰來看,殷周之變則根本性的變革,是“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正如學者所言,“新的宗教觀是西周文明的普照之光,失去這道光,我們將無由窺見西周文明的全體大用,無法對于西周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精神品格做出深入的說明”(趙法生:《殷周之際的宗教變革與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3期)。對于殷周之變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如果說“絕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是對神權的壟斷,為王權的興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據,而將民眾排除在外,那么周初的宗教變革則是一場“革命”,是“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是在神權的形式下綻放出理性的灼灼光芒,并為此后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力,以至于孔子感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主導并完成周初宗教變革的是文王、武王尤其是周公,其基本精神則有三:一是塑造了超越各民族之上具有倫理內涵、代表人間正義、關心民眾疾苦的至上神——天;二是強化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的觀念,而以敬德、保民為獲得天命的條件;三是因此之故,突出了民的地位與作用。

  因此,“絕地天通”的事件顯示,中國古代文明走了一條壟斷宗教與暴力的路徑,但這一文明之所以能長期延續,卻絕不僅僅是依靠排他性的宗教與暴力,而是不斷有新的宗教、思想因素的注入。這些因素顯然已經突破了“絕地天通”的范疇,是其所無法概括和包含的了。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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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 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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